《文心雕龍》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文學理論專著，為南朝杰出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所撰，他全面總結(jié)了齊梁時代以前的美學成果，細致地探索和論述了語言文學的審美本質(zhì)、鑒賞之道及寫作規(guī)律。
《文心雕龍》共10卷，50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chuàng)作論、批評論、自序五個部分�？傉撐迤�，是全書綱領(lǐng)，為指導寫作的“樞紐”。文體論20篇，分論各體文章的寫作，“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創(chuàng)作論19篇，也稱為寫作方法泛論，討論創(chuàng)作過程、個性風格、寫作技巧、文辭聲律等。批評論5篇，見解卓越，為全書最精彩部分，皆“言為文之用心”。最后一篇《序志》則說明著者的寫作意圖和遠大愿景。
《文心雕龍》對于文章風格和風骨的研討與論述，可謂精彩絕倫、影響深遠。在《體性》篇中，劉勰認為形成作家風格的根源，與先天的性情、氣質(zhì)和后天的學養(yǎng)、習染有極大關(guān)系，并將各類文章分為“八體四組”——典雅和新奇、遠奧和顯附、精約和繁縟、壯麗和輕靡，四組風格分別為相反、相異、相違、相別，但又互相聯(lián)系——“八體雖殊，會通合數(shù)，得其環(huán)中，則輻輳相成”。劉勰還指出，西漢賈誼才智俊杰、性格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文理夸張而文辭豐富；揚雄性格沉靜，所以作品內(nèi)容含蓄而意味深長；劉向性格坦率，所以文章中志趣明朗而引事廣博；東漢班固性格雅正溫和，所以論斷精密而文思細致；張衡博學通達，所以考慮周全而辭采細密；王粲性急氣銳，所以作品鋒芒畢露而才識果斷；劉楨性格褊急剛正，所以言辭雄壯而令人驚駭；三國時期阮籍性格灑脫不羈，所以作品超逸而音調(diào)悠遠；嵇康英俊豪爽，所以作品情趣充沛而辭采犀利；西晉潘岳性格輕率而敏捷，所以辭鋒銳利而音節(jié)流暢；陸機性格莊重，所以文章內(nèi)容繁富而文辭含蓄。由此可鑒，一個人“內(nèi)在的性格與表達于外的文章是一致的”，在掌握體察自己先天稟賦、性情氣質(zhì)的同時，也要錘煉“脫俗風骨”，養(yǎng)成“凌云之氣”。
關(guān)于文學批評的闡釋，書中亦有頗多精辟見解。比如，批評家不應“各執(zhí)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否則就會出現(xiàn)“東向而望，不見西墻”的現(xiàn)象。又如，批評家要“圓照之象，務(wù)先博觀”“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才能“曉聲”“識器”。劉勰還提出“六觀”之法：一觀位體，看其內(nèi)容與風格是否一致；二觀置辭，看其煉字鑄辭是否確切到位；三觀通變，看其是否有情志的繼承與變易；四觀奇正，看其辭采官商是否雅正與奇詭；五觀事義，看其題材是否貼切；六觀宮商，看其音律氣韻是否完美。在當時，這是觀察文章優(yōu)劣最為全面和公允的品評標準，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另外，他也提出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故文能宗經(jīng)，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薄傲x”審美宗旨，不僅是貫穿全書的主線和方法論，也是指導作家錘煉寫作能力的六條標準，宛如泰山之云氣、黃河之激流，潤澤千里，滌蕩靈魂。
以古為師，繼往開來。文學創(chuàng)作既要繼承傳統(tǒng)，又要不斷創(chuàng)新，才能從“高原”走向“高峰”，才能將“自我經(jīng)驗”熔鑄為經(jīng)典之作。劉勰以揚雄的“因革論”提出“通變”思想，即文學創(chuàng)作上繼承和革新的關(guān)系。他要求作家“日新其業(yè)”“趨時必果，乘機無怯”、通曉“故實”，創(chuàng)作才會“變則可久”“通則不乏”“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梢姡瑒�(chuàng)作“意新”“辭奇”之文，皆不離“通變”，不然“雖獲巧意，危敗亦多”。因此，只有將“通變”與“因革”融合，文學創(chuàng)作才可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朱紹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