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與《誡子書》的道家人格意蘊
三國時期蜀漢名相諸葛亮《誡子書》有云：“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yǎng)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其中“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一成語源出于漢代道家典籍《淮南子》，后者《主術》一篇即言：“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澹泊”一詞也可作“淡泊”；因是教子論學而言，故“明德”亦被諸葛亮改作“明志”，從寬泛之“德”落實到年少之“志”）。雖然“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在兩書里的實際意義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所差異，但所強調(diào)的思想要旨都側(cè)重于不重名利，輕看得失，簡樸生活，安靜自足的人格修養(yǎng)意蘊，內(nèi)在彰顯出中國傳統(tǒng)道家的人格智慧及美學精神。
諸葛亮作為一代名相，將自己一生的閱歷經(jīng)驗用《誡子書》的“家書”“家訓”方式流傳后人，意圖讓其子孫有所效法和取鑒，涵養(yǎng)出高潔不污、清廉自守的人格品質(zhì)，既能有益于國，也能自立于世。在他看來，“君子”為學處世，必要“淡泊明志”，方能“寧靜致遠”，因為無論是“淡泊”之“儉”德，還是“致遠”之“靜”性，根本上都基于高遠不俗、自節(jié)不茍的人格修養(yǎng)與追求，是先有“內(nèi)圣”之功而后有“外王”之行的必然結(jié)果。諸葛亮一生盡管功業(yè)不凡，名震三國，但其教養(yǎng)后人卻并不以功名富貴為期，而是以學識德行為上，以實現(xiàn)“君子”人格為理想境界，表現(xiàn)出不同凡響的“名相”氣質(zhì)。
與諸葛亮不同的是，《淮南子》中所言“澹泊明德，寧靜致遠”，其本義是以“人主”為中心，闡發(fā)一種漢代黃老的“君人之道”，要求為君者在治國上注重德性修養(yǎng)，提升政治人格素質(zhì)，成為善治有為的“仁君明王”。因此，《淮南子》提出“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眾，非平正無以制斷”的思想主張，從“澹泊”“寧靜”“寬大”“慈厚”“平正”等五個方面論述理想的“內(nèi)圣”之“德”，以此為西漢統(tǒng)治階層更好地治國理政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撐�？梢�，“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在《淮南子》而言，實則指的是“君德”，而非諸葛亮《誡子書》里的“君子”之“德”，二者的思想內(nèi)涵不完全相同。
但不論面向“人主”，抑或面向“君子”，“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均體現(xiàn)出淮南王劉安、蜀相諸葛亮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政治家對“清靜寡欲、儉約自足”的道家人格理念、追求及境界的內(nèi)在認同和肯定。從先秦老子、莊子到劉安，“淡泊”“寧靜”始終是中國道家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主張，深刻反映出“清凈自然”“知足常樂”“無為而治”的人生信念。道家對人生發(fā)展目標及方向的設定與先秦儒家、法家、墨家等截然不同，“向內(nèi)”而不“向外”，“貴身”而不“重利”，因此“不為物役”“游心于世”就成為傳統(tǒng)道家人格修養(yǎng)的根本旨趣。諸葛亮從《淮南子》中繼承“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的漢代道家理念，對其進行思想改造，變“君德”為“君子”之“德”，賦予其諸葛“家訓”的新的時代內(nèi)涵。由此而言，《誡子書》與《淮南子》可被一同視為漢、魏時期共闡中國道家人格智慧及美學精神的重要著作，展現(xiàn)出中國道家人格理想的恒久不變的歷史魅力。
從《淮南子》到《誡子書》，“淡泊明志，寧靜致遠”所承載的中國道家人格理念及理想，得以深刻闡揚，成為影響后世極為深遠的精神傳統(tǒng)，融入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時至今日，放眼世界，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幾乎無不可見“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一成語的文化身影�？梢哉f，“淡泊明志，寧靜致遠”實際上已在歷史長河里洗練成為最能代表中華民族精神的人格標識之一，也成為仍然深蘊在每一個現(xiàn)代中國人身上最內(nèi)在的傳統(tǒng)文化基因。中華民族之所以能歷經(jīng)憂患，克難前進，不斷自新，屢創(chuàng)輝煌，正是因為有著“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精神蘊蓄，以及由此而生的宏厚深沉、安重綿長的生機活力！(高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