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與罰》讀后感
“我是在向全人類的苦難下跪。”這是《罪與罰》的主角拉斯柯爾尼科夫的表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寫此書，也是借拉斯柯爾尼科夫之口來深究人性的煎熬，將這種苦難具現(xiàn)為文本，上升至對人性的普適性思考。
《罪與罰》的主線內(nèi)容非常簡單：大學肄業(yè)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因其拿破侖主義的價值觀而殺死了放貸的老太婆阿廖娜和其妹，后因不堪內(nèi)心的恐懼痛苦，在東正教徒索尼婭的規(guī)勸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亞。
主角殺人的內(nèi)容在全書占比很少，不過陀翁對他拿斧頭殺人的心理描寫非常精彩。
但是如果簡化主角殺人后的內(nèi)容，《罪與罰》絕不可能在文學史具有如今地位。陀翁的寫作特點就是用大篇幅的人物心理剖白與對話豐滿形象、推進思考、揭示人性，這點在本書中主角殺人后的部分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
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個殺人犯，也是個大學生。這并不是兩重身份，事實上，他之所以成為殺人犯，是和大學生的身份特點相契的。確切地說，是貧窮的輟學大學生。因為經(jīng)濟拮據(jù)，他主動輟學。也許因為長久的壓抑與苦悶，他的頭腦為內(nèi)心滋養(yǎng)出了一種奇特的“偉人——虱子”理論。他認為平凡人即虱子，虱子之死無足輕重。這就自然地讓他感到殺人并非罪惡，畢竟歷史上有多少偉人是“砍頭如切菜”之輩，他們殺死無數(shù)虱子，縱使手里沾滿鮮血，似乎也無妨其偉大。推崇此種理論，他想當然地把自己代入為偉人，因此殺死兩人，好像也不足為奇。
其實這是一個涉及法理與人性的概念，我們現(xiàn)在當然明白，他的思想屬于一種唯心的英雄史論，一種類似于超人哲學的狂想，將這種思想付諸實踐的不只拉斯柯爾尼科夫，還有二戰(zhàn)時的納粹德國。不過拉斯柯爾尼科夫并沒有喪失人性，理論只是理論，當殺死真實的人后，罪惡感不可抑制地向他襲來。于是，他陷入了迷茫與虛無的恐慌中。從心理學的維度看，他的身份認知可能發(fā)生了紊亂錯位，他已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殺人犯還是什么。
他的行為給自己帶來苦難的折磨，但也為自己提供了被救贖的機會。擯棄殺過人的經(jīng)歷來看，拉斯柯爾尼科夫完全是一個有良知的好人。他窮困貧寒，卻把錢給了素昧平生的索尼婭一家。他不顧自身安危，救出了火災中的孩子。他的妹妹為了讓家人過上更好的生活，甘愿去嫁給自己并不喜歡的人，但是他卻堅決反對，不想因自己犧牲妹妹和母親的幸福。他幫助過的索尼婭，最后成為了救贖他的“天使”。
索尼婭是個九等文官的女兒，因為家中孩子眾多，開支太大，她只能賣身來支撐家庭。她是一個信仰忠誠的東正教徒，出于自己的善良和樸實，她與人為善，堅信人人平等。這樣的想法當然與拉斯柯爾尼科夫形成鮮明的對比，她飽受生活的壓力卻仍能保持內(nèi)心的純粹，對外界并無怨言，這樣的反差讓拉斯柯爾尼科夫感到震撼。他們相識時間越久，他越被她的精神所折服。他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窮人家的女兒，而是人類最善良、純潔、真摯的部分。拉斯柯爾尼科夫受過警察的盤問，但他能以偽裝掩飾自己的驚慌。面對自己的母親妹妹，他也能用粗暴的態(tài)度使自己不表露出愛。但是在一個最善良的姑娘面前，在一個認為殺人是無理由的罪惡，但是愿意為了他遠赴西伯利亞的女孩的注視中，他所有的矯飾、理論都是無力的，他被蛻下包裹，直面自己的內(nèi)心。他在索尼婭面前第一次做起了禱告，懺悔的也許是殺人的罪惡，也許是自以為自己并非凡人的傲慢，也許是背離人性的錯誤。
《罪與罰》的最后，拉斯柯爾尼科夫接受了自己應得的懲罰。穿過了廣袤無邊的幽暗的痛苦，他走到了西伯利亞的土地上。面對西伯利亞初升的日光，拉斯柯爾尼科夫應該會感受到明亮與欣喜。
我喜歡這本書甚于托爾斯泰的《復活》，同是被救贖的故事，《復活》的宗教意味更強�！蹲锱c罰》中雖也有對宗教的描述，但是我認為拉斯柯爾尼科夫并不是被宗教拯救，他是為人性本身而感動，他犯的錯是人性造成的罪惡，他受到的愛是來自人的愛，而最終，他也擔荷了人類的苦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馬佐夫兄弟》寫“我越是愛整個人類，就越是不愛具體的人”，但是在《罪與罰》中，他還是用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經(jīng)歷告誡我們：也許不必相信人類，但是人性中總有善意與美好。(楊若兮)
